卡里加利博士、德古拉、科学怪人、化身博士、畸形人、狼人、金刚……这些银幕上的魔鬼一一被创造出来，刺激和吸引着无数的人。本书作者尖锐地指出，恐怖是社会危机的象征，是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些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催生了它们。在书中，作者揭示了这些因素与恐怖娱乐业之间不可思议的联系，探究了为何人类对恐怖主题长久地迷恋，阐释了这个世纪的黑暗面：光荣的背后是集体尖叫，梦想负载着恐惧。

    哲学家尼采说，“存在的最高享受和最大成功的秘密乃是：生活在险境中！在维苏威火山旁建你们的城市吧！把你们的船驶往莫测的海洋吧！枕戈待旦地活着吧！”依我看，要玩心跳，用不着大老远去维苏威火山，看看恐怖片就行了。 

    中国人，说起来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的英雄主义，再往前，则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样的话，所以打祖宗起，就不知道“恐怖”为何物。上世纪80年代初，一部《画皮》虽然曾搅得中国人心惊肉跳，但这种情况少得可怜。剩下的就是《黑楼孤魂》、《夜半歌声》之类，打着恐怖的幌子讲反特、复仇的片子了。 

    《魔鬼秀：恐怖电影的文化史》一书的作者——戴维·斯卡尔认为，西方之所以涌现数量巨大的恐怖电影，和大萧条、世界大战、高科技等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关系紧密。按理说，我们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天灾人祸也不少啊，但并没有激发起民众广泛的恐怖想像。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神经就强健些？还是因为我们道德上就优胜些，半夜不怕鬼敲门？恐怕不是。而是我们对那种怪诞的、分裂的、黑暗的事物和题材，压根儿就不接受。 

    一个西方学者，叫苏珊·桑塔格的，在《论摄影》这本书里曾说：“我发现中国人很质朴，不理解破裂斑驳的门扇的美，无序中的别致之处，奇特角度和意味深长细节的力度，废弃物中的诗意。”对西方而言，摄影与观看的间断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在中国，它却仅仅与连续性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有适合照相机的题材，那些积极的、启发性的（榜样性的活动，微笑的人们，晴朗的天气）和秩序井然的题材，还有适合的拍摄的方式，这些方式来自排斥摄影观看意念本身的空间道德秩序观念。”显然，我们的道德感排斥恐怖片，因为恐怖片往往就是一种道德秩序的反常。这也是我们的影片迟迟没有进入现代艺术领域的原因。 

    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是一种现代症候；而对颓废、怪诞、恐怖的迷恋则完全是一种现代心理。卡里加利博士、德古拉、科学怪人、化身博士、畸形人、狼人、金刚……这些《魔鬼秀》中提到的西方恐怖电影形象，让西方人既怕又爱。他们既是战后破碎形象的扭曲反映，又是矛盾的现代心理的化身。从恐怖电影中，从那些超常的魔鬼身上，人们同时看到了自身的无能为力和对这种无能为力的好奇心。正如好莱坞鬼材导演蒂姆·伯顿对《魔鬼秀》作者所说的，“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神话故事中蕴含的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落了。人们认为神话故事就是讲给儿童的，但实际上，神话故事是那些我们对控制不了的抽象事物的真正比喻和象征，那些我们想要控制的事情，比如生和死。恐怖的事物将帮助我们处理这样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讲，恐怖片当然也可以代表一种先进文化，很值得我们琢磨琢磨。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恐怖”或者说“怕”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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