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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当代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去世后,国际上纷纷发表文字,纪念这位杰出的公众人物。盖棺定论,有不少或大或小的标签贴在她身上。她被誉为“当今最有智慧的女人”、“美国公众的良心”、“当今美国极为活跃的才女学者、评论家、作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标签在我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空泛,但是,它们均提及到了桑塔格的智慧。
我相信,见过桑塔格的人,看过她的照片的人,无一例外地会对她那双炯炯有神、充满智慧的眼睛留下深刻的印象。智慧是桑塔格其人其作的显著标志,激情又始终与其智慧相伴。这是我译完她的批评文集《在土星的标志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1980)以后产生的认识。
说起来,桑塔格本人很喜欢虚构文学。她有着良好的艺术禀赋,从小就做作家梦,7岁动笔写作。虽然她也想成为医生,还想过当化学家或物理学家,但是,最终让她不能自拔的还是文学,因为她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而一个作家的生活在她看来似乎包含了最多的生活,所以,她最最希望的是成为一个作家。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桑塔格眼里的作家不仅指创作虚构作品的人,而且指写作非虚构作品的人,一如日后她本人那样。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桑塔格作为小说家和文论家而写作的文字,均是其作为作家的创作成就的有机组成部分。
桑塔格出版的处女作是小说,即《恩主》(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但是,使她立名于国际文坛的恐怕主要不是她的小说,而更多的是她那目光敏锐、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的批评文字,如她的批评随笔《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灾难的想像》,以及她的论著《论摄影》(1977)和《作为隐喻的疾病》(1978)等,这是桑塔格留给美国文化的主要遗产。
出版了《反对阐释》,桑塔格又于1969年推出第2部批评文集《激进意志的风格》,收录《归于沉寂的美学》、《色情想像力》、《“自我反对的思考”:论乔兰》、《河内之行》等8篇深具影响力的论文,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文论家的卓著地位。
到了1980年,桑塔格又推出了她的第3部批评文集《在土星的标志下》。该文集收录桑塔格1972年至1980年间发表的最重要的批评文字,凡7篇。桑塔格的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于美国知识界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杂志《纽约书评》和《纽约客》。最早的一篇《论保罗·古德曼》和最后一篇《作为激情的思想》分别于1972年和1980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文章的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跨度不大,意义却不小,因为桑塔格在这里为我们讲述着我们时代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故事;又因为桑塔格在为我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也为我们讲述了她本人的故事,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因此成为“一幅经过掩饰的自画像”。
我曾说过,桑塔格的理论写作和她的小说创作是带有互文性的,她的小说创作明显地受到其哲学思想和文学理念的影响。桑塔格受到过严格的哲学训练,尽管她一再声辩,她创作小说没有任何先行的概念,写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图解她作为理论家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小说与理论之间的互相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我同样希望说明的是,除开《我等之辈》(1978)之外,桑塔格在《恩主》等小说中,是力避自传性的。在《恩主》中文版序中,她开门见山地写道:“大多数小说家创作伊始,总是以自身的经历为题材,希望讲述的是他们童年时代、他们的父母亲或学生时代的故事;也有可能,他们要写写自己年轻时的军旅生活,或者年轻时做的荒唐风流韵事儿,要不就是过早走进的糊涂婚姻。而我当时提起笔来,却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写自己的冲动。”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到了写作《在土星的标志下》里的文章的时候,桑塔格明显地将自己投射到她笔下刻画的人物身上。在一系列肖像画中,我们看到了桑塔格接受的这些精神导师给予她的深刻影响,桑塔格写他们,也写自己,别传成了自传。“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 钱钟书先生这句名言饱含讽刺调侃的意味,而我这里的引用是一种正面的评价。《在土星的标志下》不妨视作一部“合传”。
《论保罗·古德曼》和《纪念巴特》篇幅短小,意义却不容忽视。我们知道,在《伊甸园之门》里,莫里斯·迪克斯坦曾将桑塔格和欧文·豪视为美国“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文论家”,然而实际上,桑塔格是很不美国的文化批评家,而更像欧洲知识分子,她的目光更多地是投向了欧洲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她的教育背景是美国的,但更是欧洲的。她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完成学业后,立即负笈欧洲,浸润于欧洲文化传统之中,深受当时欧陆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她在欧美文化之间牵线搭桥,不辞辛劳地将欧洲哲学家、文论家(如本雅明和巴特)介绍给美国文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论保罗·古德曼》在桑塔格的著述中,占据了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因为这是她少数几篇论及美国作家的评论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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