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小说家缺乏近代“人”的独立意识，他们的思想观念以“改良礼教”为核心。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使封建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解体，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启蒙，人们还无法建立全新的价值观念，他们在肯定人作为“人”的正当需求之际又不得不向封建礼教寻找依傍，试图在承认礼教的权威下“改良”礼教。徐枕亚的《玉梨魂》是公认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热情地歌颂了违背礼教恋爱的寡妇与青年，却又到礼教中寻找依傍，扭曲了自己的人生体验，让热恋的寡妇和青年恪守礼教，在“止礼”中“殉情”，并且把它作为高尚的举止加以赞美，以调和礼教与爱情的矛盾。冲破礼教的爱情与对礼教的忠诚在作品中都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美，这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矛盾和不可理解，在当时却打动了无数的痴男怨女，风行一时，成为民初最畅销的小说。连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千金刘沅颖，也被这部小说所感动，竟至执意要嫁给小说家徐枕亚，当他的续弦。此事理所当然地遭到状元的反对，但她一意孤行，终于如愿以偿。
不仅仅是“寡妇恋爱”，民初小说家的“言情小说”在许多方面都突破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苏曼殊的小说中不断写到在“爱”与“不爱”之间徘徊彷徨、痛苦不堪的和尚。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恋爱行为甚或恋爱心理的和尚都被描绘成坏蛋淫魔，苏曼殊第一次以同情的笔触写出一个想爱又不能爱，不能爱又忘不掉爱的和尚的内心痛苦。这实际上显示出“人”的意识的朦胧觉醒。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认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之《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之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其实，《浮生六记》问世后，记闺房之乐的小说仍是绝响，并没有其他作品起来呼应。一直到民初的周瘦鹃、陈蝶仙、李定夷诸人笔下，记闺房之乐的作品才纷纷涌现出来，显示出中国社会伦理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开始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民初小说家生活在这黑暗的社会之中而又认识到这种黑暗，作家主观上虽然想逃避现实，实际上能否完全做到，那就很难说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往往会不知不觉地从笔底流露出来。有时出于这种憎恶甚至会有意背离趣味主义创作宗旨，创作出一些揭露黑暗现实的小说。如包天笑歌颂过秋瑾等革命志士，恽铁樵创作了中国第一篇描写工人生活的《工人小史》，李定夷揭露过荷兰殖民主义者迫害爪哇华侨，周瘦鹃创作过同情穷人疾苦的《檐下》。然而，由于民初小说家缺乏近代“人”的理想，缺乏探究人生奥秘的不懈的追求，缺乏出诸“人”的理想，对黑暗现实束缚人、“异化”人的鞭辟入里的剖析，他们的揭露也大多停留在表象，不免肤浅之讥。他们对黑暗现实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绝望地笑骂一切的嘲讽，或者是以“礼佛”寻找出路。他们在文坛上的主宰地位后来被五四新文学所取代，也是自然的。事实上，五四之前，民初小说在商品化的冲击下已经处于衰弱状态，以致连民初小说家们自己也对小说界现状很不满意。
民初小说曾经对中国小说的形式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离开了民初小说，我们今天便很难理解中国小说怎么会从《官场现形记》一下子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国第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是徐枕亚创作的《雪鸿泪史》，第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是包天笑创作的《冥鸿》。早在民初，文言的长篇小说就已摆脱中国传统的“章回体”模式，撷取场景的“横断面”短篇小说也已蔚然成风。《玉梨魂》、《雪鸿泪史》、《冥鸿》等作品都已从中国传统的在人物语言行动中塑造人物的方法转变为趋向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只是由于近代小说的形式是与近代“人”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民初小说家缺乏近代“人”的意识，所以未能将近代小说形式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但是他们的努力，无疑为五四新文学的问世作了铺垫。
诚然，民初建立了稿费制度，小说已经成了商品，为牟利而粗制滥造的作品为数众多。这种倾向有时也影响到民初主要小说家的身上。旧文人才子消极颓废的病态呻吟也常常贯穿在言情小说中，但所有这些局限并不足以否认民初也曾出现过一些优秀的小说作品，它们曾经为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过贡献。
张恨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时，师法的是民初小说。他的早期作品今天已经难以找到，但从他本人的介绍来看，是属民初小说一类的风格。就是今天还能查到的《真假宝玉》，也显示出民初小说的风格。如果把民初小说作为“鸳鸯蝴蝶派”，说这些作品是“鸳鸯蝴蝶派”，也不算太冤枉了他。姚民哀编的民初小说集刊《小说之霸王》就把张恨水的《真假宝玉》和《小说迷魂游地府记》都收了进去，尽管张恨水当时还默默无闻。但是，张恨水有一点与众不同，他在《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中已经公开表示，他对民初小说并不满意，他要改革当时的小说现状，从中国古代优秀小说传统中汲取精华。这就显示了他要改变自己身上的民初小说风格，另辟蹊径，走自己独特的道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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