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七年五月七日晚，戛纳电影节的闭幕式上，当法国导演莫里斯·皮亚拉走上奖台领取金棕榈奖时，台下响起的不是掌声和欢呼，而是一阵刺耳的口哨声和倒彩。面对观众的嘲讽和不满，莫里斯·皮亚拉非常镇静，他对台下观众说出了法国电影界二十年来最勇敢、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我也一样，我也不喜欢你们！”然后他向嘲讽和反对他的人们高高地举起了右拳。
此后整整十八年，直到今天，法国电影再也没有获得过金棕榈奖。
二○○三年一月十一日，莫里斯·皮亚拉（Maurice Pialat）安静地死于巴黎家中，《电影手册》杂志立即给他出了一期纪念专题。当时的主编查尔斯·泰松（Charles Tesson）正值妻子病危，但仍给皮亚拉撰写了长篇评论“三文鱼”，他用三文鱼来比喻皮亚拉三十多年来在电影中“逆流而上的精神”。在次年出版的《皮亚拉评传》里，作者雷米·丰塔内尔（R6mi Fontanel）这样评价皮亚拉：“皮亚拉是一个谜，一个挑战，没有一个理论看上去能在皮亚拉电影中找到他们的位置。”同年出版的《世界导演词典》里，莫里斯·皮亚拉词条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在撒旦的阳光下》在戛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那《为了我们的爱》则在凯撒奖颁奖仪式上被公认为经典之作。对皮亚拉的研究迅速增多，无论如何，他都走进了世界上最伟大导演的万神殿。”在法国文化部的官方网站上，莫里斯·皮亚拉与卢米埃尔、维果、戈达尔、特吕弗等十几位著名导演一起，被选为推广法国电影文化的代表人物，皮亚拉也是这个名单中唯一主要活动在法国新电影时期（一九八○以后）的导演。如果在近二十年中找一个最确切的人证明法国电影精神仍在薪火相传，这个人无疑应该是莫里斯·皮亚拉。
一九九一年，莫里斯·皮亚拉拍摄了他梦想已久的《梵高》（Van Gogh），这不仅因为皮亚拉由衷地热爱梵高，不仅因为他是个同样出色的画家，更因为皮亚拉与梵高之间有着“近似经历”。皮亚拉对艺术的执著与被世界遗忘的孤独感，总能令我想起梵高，这是个长时间徘徊在历史之外的电影人，在他真正受到公众和舆论认可时，他已在艰难的环境中度过了半生。像塔科夫斯基、基耶洛夫斯基那些著名导演一样，皮亚拉也是一位低产导演，在三十五年的电影生涯中皮亚拉只拍了十部长片，可就这十部电影让若埃尔·马尼称其为“卢米埃尔的儿子”，让米歇尔·傅东承认他是“法国新电影的父亲”。
二 若埃尔·马尼说：“一部皮亚拉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部关于皮亚拉的电影。”皮亚拉的电影总是给人以一种不太亲切的陌生感，对于他那种反潮流、反观看的美学个性，只 了解皮亚拉这个人，才能更好地感受他的电影。皮亚拉不断追求电影的人生遭遇，几乎是一部浓缩的法国新电影史。
莫里 ·皮亚拉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法国奥维尔涅（Auvergne）省的小镇古尼亚（Cunihat），他出生时，卢米埃尔六十一岁，让·雷诺阿三十一岁，让·维果二十岁，而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里维特这些新浪潮导演统统都没有出生。皮亚拉是家中 独生子，父母很爱这个孩子。皮亚拉曾说：“我的童年不是不幸的， 的父母很爱我，而我也能感到他们的爱。”
皮亚拉自幼喜爱画画，一九四四年，他考入大学学习建筑，以为可以借此继续绘画，但他的绘画天才遭到老师的否定，这对皮亚拉的打击很大。在毕业后一段时间，皮亚拉度过了非常艰苦、窘迫的时期。为了谋生，他做过探视医生，给洗发水做过代理商。他钟爱绘 ，但他的作品不被人们承认。在忙碌奔波的生活中皮亚拉没有放弃对绘画的追求。一九四三年，少年皮亚拉在教区合 团结识了米舍利娜（Micheline ，两个人都是合唱团成员。一九四九年，皮亚拉与米舍利娜结婚，米舍利娜陪伴着皮亚拉渡过了这段最艰苦的岁月。
在这个时期，皮亚拉迷上了电影，他跟新浪潮一代的许多导演一样没有受过专业电影教育，拍电影完全源自对电影的爱。一九五一年，他用自己积攒的钱买了一架摄 机，开始尝试业余纪录片拍摄。
一九五四年，皮亚拉经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结识了克洛德·贝里（Claude Berri），两个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好朋友。这是皮亚拉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场友谊，两个法国新电影史上重要人物的命运被改变了
一九六○年，皮亚拉离开米舍利娜，与科莱特（Colette）在一起。科莱特是继米舍利娜之后对皮亚拉最重要的女人。两个人一起渡过了分分合合的六年时光，这也是皮亚拉电影走向成熟的六年。在这个时期，皮亚拉拍摄了短片《真爱存在》并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短片奖。当他在土耳其拍纪录片时，科莱特一直陪着他并且负责录音工作。两 人彼此相爱，但最终科莱特拒绝了皮亚拉的求婚，嫁给了一个商人，这使皮亚拉一度陷入无尽的痛苦。然而正是这种痛苦让 亚拉写出了缠绵伤感的自传体小说《我们不能白头偕老》，更让他拍出了同名影片《我们不能白头偕老》（Nous ne vieillirons pas ensemble，一九七二）。 |
|
我要发言
